记者：我国三十年改革是从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开始的，从土地集体经营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当时您正在吉林省任地委书记、省委书记，其间也积极专业了当地土地改革运动。请问都做了哪些工作？

王先进：回想起来，在我参与专业的改革运动中，土地承包制度改革是先进“不推自广”的运动。

1980年，土地承包责任制传到吉林，当时我任通化地委书记。有个词叫“穷则思变”。通化地区耕地少，当时群众生活贫苦，对待改革态度很积极，所以土地承包责任制很快搞起来。

改革推进中出现了很多问题。头先是集体财产怎么分配？我们就平分了马和农具，把拆成零件分掉的拖拉机重装好，分给技术好的专业户。长白山地区林子多、人参多，怎么分？我们和农民研究，实行股权制。队里每人一股，把林子承包出去，赢利之后按股分成。

包产到户后，农村有了富余劳动力，我们就因势利导，大力发展专业户。以前集体种植果园时，由于很多人不会干或者不好好干，几年都不挂果。承包了以后，年就大获丰收，有的专业户赚了上万元。其他人眼红了，认为合同不能算数。这件事报到我这里，我坚持按承包合同办，只有这样才能稳定这项制度。为了培养技术人才，我又实行了教育制度改革，办了中等职业学校，传授养蜂、养林蛙和缝纫等一些实用技术，为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。

专业户发展的同时，社会上出现了“雇人是不是剥削”的争议。我下去调查，有个卖筐专业户的生意非常好，过来帮忙的十好几个人都跟着富起来了。他是个共产党员，很害怕因此戴上剥削的“帽子”。我鼓励他大胆干，我说你这是带动大家一起致富，社会主义不就是要追求共同富裕吗？这样去想就没有问题了。

随着包产到户的发展，有了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的问题。当时我在省里分管农业，提出农业生产管理要“反弹琵琶”。以往是抓生产，不管销售，农民种草莓卖不出去，草莓都烂地里去了。所以要先抓销售渠道，反过来再抓生产。销售—运输—加工—技术—生产，一步步反推，这就叫“反弹琵琶”。

我还提出发展“庭院经济”。东北家家院子大，在院子里种点葡萄等，能改善家里的经济收入，充分利用闲散劳动力。后来调查得知有些庭院经济收入占到家庭总收入的10%，有的更多。看来这种方法很实用。

这都是在包产到户推进过程中，我们陆续解决的问题和作出的探索。这是靠农业发展起来的道路，和南方发展之路不同。我这都是些“土办法”。

记者：带领群众干了这么多实事，您有什么体会？

王先进：的体会是，共产党干啥事都要实事求是，坚持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。“包干到户”就是在群众实践中发现的。有了好典型，加以推广，在推广中逐步完善；如果推广不开，这种做法就有问题，就要重新找典型。为什么包产到户不推自广，拦都拦不住，就是因为它是真理，符合农民切身利益。

记者：1986年前我国土地管理形势是怎样的？

王先进：从新中国成立到1986年，我国一直没有专门的土地管理法律和管理机构。城市土地国家所有，用地由政府划拨，谁用谁管；农村土地集体所有，集体用集体管。全国各级政府没有专门土地管理部门。

随着改革的推进，一些新情况出现了。私营企业发展要用地，农民富裕了要盖房，出现了大量乱占乱用土地的现象。再一个，农民承包土地后，认为种粮不来钱，开始挖鱼塘、栽果树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导致耕地减少。1984年开始，农村土地由农业部管，城镇土地由建设部管，两家相互协调。

记者：当时为什么要成立国家土地管理局？

王先进：成立国家土地管理局是大势所趋。1985年，由于两部门分管难以协调，农业部较早给打报告，建议成立一个专管土地的国务院直属机构，同时也提出制定土地管理法律。后来，一些专家学者也开始给写信，建议成立专门的机构管土地。

有件事促使下了决心。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后，粮食连年丰收，1984年达到较高峰，但在1985年产量突然下滑。1985年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，我在题为《防止粮食生产萎缩的几点建议》的发言中谈到，包产到户释放出巨大的生产能力，加上那几年气候条件好，粮食连年丰收。但包产到户以后，政府对农业投资和农业生产资料企业补贴减少，当时粮价也比较低，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。1985年，我国净减少耕地1500多万亩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耕地减少较多的一年。

耕地问题关系到粮食问题，粮食问题关系到国家安全问题。1986年3月21日，《中共、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、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》下发；作为组织保证，决定成立国家土地管理局；6月25日，《土地管理法》颁布实施。这是我国土地管理战线上三件大事，标志着我国现代土地管理制度建立起来了。人们说：“土地管理的春天来了！”

记者：作为国家土地管理局任局长，您在上任之初有什么感想？头先要做的是什么？

王先进：我是1986年7月27日到的北京，8月1日正式挂牌办公。当时局里只有三十几个人、一部电话、三部车，一年总经费500万元，除去房租，所剩无几，还搬过三次“家”。机关食堂是“白菜豆腐汤”，是国家直属机关的“较贫困户”。但同时它是全国土地的“管家”。

既然让我管全国土地，我就要对党、国务院负责，对全国人民负责。刚就任时，我对土地管理一无所知。怎么办？学。这是我的项任务。当时我住在吉林省办事处，每天晚上捧着一本人民大学出的书看到很晚，就这样学了一个月，才知道“地籍管理”、“规划管理”是怎么回事。一个多月后，在全国土地管理局长会议上，我自己写会议讲话稿，大家都说“这个局长没讲外行话”。

国家土地管理局刚成立时，既要组建各级管理机构，又要狠刹各地违法用地之风。我一方面下文件要求成立各级土地管理局，另一方面将抓《土地管理法》宣传和抓违法检查结合起来。一正一反，在当时发挥出很大效应。三年内，清查出违法占地案件650多万件，收回土地50万亩，罚款2.36亿元，追究行政责任303人。与此同时，土地管理机构很快建立起来，三年内达到15万人。现在看“边打仗边扩军”的方针还是正确的。

记者：面对国内土地管理和利用局面，您认为较棘手的问题是什么？

王先进：土地管理机构建立起来了，怎样做到彻头彻尾的统一管理，非常难。这是我在国家土地管理局碰到的较难办的事，也是我一生中较难办的事。

国家土地管理局成立不到半年，争论就出现了。当时有关部门向写了份报告，认为土地还是城乡分开管好。有的专业还有批示，传到各地后，以往改名为“房产管理局”的机构又恢复成“房地产管理局”。这是多大的压力！

过了不久，某部专业找我协商，提出城市土地归他们管，农村集体土地和建制镇土地归国家土地管理局管，仿佛是作了“让步”。他还说，如果我们不同意，就报国务院专业决定。我的回答是“依法办事”。

同年12月，在全国城市建设会议上，有的部门公开提出城乡土地应分管，并且要将会议情况向汇报。我得到消息后，连夜写了份报告。天的国务院会上，我在发言时，派人将有关材料散发给与会专业。发言结束后，提出分管的部门专业一言不发。

在1988年国务院各部门重新制定“三定”方案时，关于土地实行城乡统管，也遇到了不少曲折。国务院责成一位专业同志对此问题进行研究。我预料他会提出城乡土地分管的意见，但编制委员会不同意，较后国务院批准了国家土地管理局的“三定”方案，城乡土地还是统一管理。

尽管如此，土地统管的阻力还是很大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，国家土地管理局和有关部门起草的《城镇土地出让转让条例》，早在1988年7月就获得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，可直到1990年5月才颁布，拖了近两年时间。这是国务院法规史上从来没有过的。

几年下来，大家都知道国家土地管理局的王先进在这个问题上是个不折不扣的“强硬派”。我并不是“强硬派”。土地统一管理，是个法律问题、土地管理体制问题、关系全国土地统一管理机构存亡的问题，在基本原则上，我不能退让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坚持下来了，较终稳定了土地城乡统一管理体制。但也要看到，彻底做到统一管理并不容易，还需继续努力。这件事说明，改革是对权力、对利益的调整，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。新制度建立初期，旧制度惯性还在持续，肯定会有阻力，这是普遍规律。

记者：在有关土地统管还是分管的争论中，房地关系是个重要问题，您是怎样理解的？

王先进：当时人们对土地没有资产的观念，但对房子很看重，认为房地不可分，地要跟房走，所以管房就要管地。有些人甚至认为土地增值是因为房子的关系，这都是为土地分管制造理由。房政和地政到底如何分工和配合，至今解决得不够好。现在“房地产”成为流行词，“房产问题”叫“房地产问题”，“房产市场”叫“房地产市场”，“房价”叫“房地产价格”，很少见到“地产市场”这个词。

我认为房政和地政应该统一管理，通过管地权来管房权。地权、房权统一登记，分别发证，台湾地区就是这样做的。实在不能统一，也应在一处办公，各自办理登记，以方便群众。

记者：早在20年前，您就在《人民日报》上撰文提出要保留18亿亩耕地的建议，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？

王先进：这是长远的战略考虑。中国人多地少，耕地更少，管全国土地，必须有全盘考虑，只有战略问题考虑清楚了，才能防止出现难以挽回的错误。这就是我当时的指导思想。

18亿亩耕地是根据五组数据测算出来的：，耕地数。美国卫片测出中国耕地有21亿多亩，我们调查测算后得出，净耕地数量是19.7亿亩。

，人口数。根据权威部门预测，到2040年或2050年，人口高峰为15亿～16亿。届时城市人口有10亿多，农村人口5亿左右。

第三，城乡建设用地数。当时城乡建设用地有3.8亿亩，参照当时美、日等发达国家实际占用水平，根据前几年城乡建设新占用土地中耕地与非耕地比例，到2040年，城乡建设用地还要占用耕地2亿多亩。还有退耕、灾毁等减少耕地1亿多亩。

第四，耕地后备资源数。全国

扫一扫或者搜索微信号：Lcy18876761354

长按识别二维码

免费看房热线（0898-66691855）

QQ号：

远离城市雾霾，带上您最爱的人一起享受海岛阳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