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0年二季度，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大经济体。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，如何提高资源使用效率、保护生态环境、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等问题日益凸显，已成为中国经济能否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。

从中国情况看，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政府改变原有发展的约束条件，促使企业、居民行为方式发生变化，促进整体经济增长由“数量型”向“质量型”转变，在主要拉动力量上由外需转为内需，由投资转为消费。

因为企业、居民的行为是在一定制度约束下的“趋利”行为，他们必然遵循价格-利益导向原则，即市场原则。在转变增长方式这个过程中，政府需要改变原有的资源配置主体的角色，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，为企业和居民提供完善的公共产品，坚持以市场价格为信号，以改善企业和居民行为方式为治理机制，以实现全社会福利改进下的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为目标。

社会保障是增长模式转型关键

在增加国内居民消费上，本届政府有了良好开端。政府大力推进的城乡养老保险、医疗、教育、住房体制改革，体现了普世价值和公平性，通过引导居民预期来促进家庭合理分配储蓄和消费，是改变人们长期行为方式的制度基础。应指出，要让人民看到这些制度的长期稳定性。特别是养老金制度，直接影响个人一生的消费倾向。

政府通过上述改革完善公共产品和服务，加强了居民生活保障，降低重大支出预期，相当于建立了一个社会保障的安全网，由此会导致中国人一生消费倾向的积极变化，这是改革的关键。从人口结构看，当前城市和农村的70后、80后和90后人群，是社会的主要消费需求来源，上述改革将对这部分人群消费倾向产生巨大影响。在假设收入变量给定下，考虑到人口决定因素，下一步要对改革措施进行更多数据分析、模拟，使得改革的具体举措更加准确。

今年上半年国家财政收入达到5万亿，社会议论较多。国家已经着手改革收入分配体制，今年下半年会议将讨论此方面问题。个人建议国有企业进一步加大分红比率，既可直接补充社会保障资金来源，同时也避免了国企过度投资行为。

如何平衡增长速度与质量

长期以来我国在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、水等资源管理体制方面不能与市场要求相适应，价格水平既不反映完全成本，也不能反映供求关系。同时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负外部性也缺乏相应约束，在生产成本方面没有得到合理体现。

在政府许可下，对资源价格、二氧化碳等污染物排放价格大幅调整，尽管有通胀压力，但是价格水平和国际接轨，可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用，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，推动企业兼并重组。日前，政府开始在新疆对资源税收方式试点，由从量改为从价征收，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。

这里要特别强调煤炭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重要作用。中国的煤炭贮存量大，产量大，需求量也大，是未来较主要生产资料，同时也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。煤炭价格是我国可主导的，因为没有国际市场统一标准，也没有期货市场可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。所以，认真研究煤炭生产、税收、定价的政策，这方面要下大功夫。

为支持高端制造业、新能源、节能环保、新材料、生物医药、生物工程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，政府头先应设立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，一方面，建立税收和补贴机制可以给予新能源等技术清晰的商业优势，增加相关企业持续发展能力，如电动汽车补贴、太阳能产品补贴等；另一方面，要对资源消耗巨大或对环境有负面影响的行为收税，如征收燃油税、碳税（或类似的税，如资源保护税），对高用电量征收额外税等。应该指出，补贴和税收是非市场化行为，所以在制度上要精心设计，防止不良影响，不能频繁调整，更不能造成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。根据国际经验，这项政策主要针对企业。

其次，政府应设立相关法律，强制某些生产、消费行为，对某些产品设定标准，强制减少碳排放等。如欧洲、加州政府对汽车尾气排放的立法就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做法，芬兰也于上周全面立法禁烟。在此方面，我国人大代表也应该有所作为。许多法律手段可以作为经济学分析的依据，不能完全靠政府来解决。从财政方面，还应加大对清洁能源、环境保护等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财政资金投入。在此方面，我们不能过多寄希望于私人企业和公益基金，要由政府主导开展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研究工作，特别是加大新能源、新材料、新技术方面科技研究投入，同时加强和国际间的合作，加强信息技术共享，使得人类尽快找到能源的有效替代方式。

再次，通过有关融资约束安排来激励企业应用清洁能源或者提高能源效率，限制对生态环境有危害的项目。在上市融资、债券发行、信贷发放、投资入股方面设立约束条件，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力度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，促进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，将其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制度性安排。充分利用PE和创业板市场为高科技企业融资，推动IT技术、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相融合，提高企业经营效率、降低能源消耗，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提供有力支持。

较后，在对地方政府考核上，可以尝试改变GDP目标主导原则，改变地方官任期考核机制。一方面要跨越周期，当期经济增长不能以降低未来增长为代价；另一方要充分考虑增长质量，即绿色GDP，考虑居民生活水平、生态环境保护等综合性因素。

总的来看，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总量、增长速度、就业存在一个权衡的关系。从历史看，粗放模式下，如当前的金砖四国，总量水平低，发展速度快，创造就业多；而当前美国、西欧比较注重环保和居民福利，但发展速度慢，失业率较高。这也显示出我国当前面临的两难选择。每一届政府，是否从长远发展方式转变考虑，市场是清楚的，我认为本届政府已做了很大的努力。

如果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，则社会能够容忍的失业率就高，就能顺利适应增长模式的转变，从这里我们能看出我国当前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。（来源：21世纪经济报道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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