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。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，适度加强事权和支出责任。调动各方面积极性，考虑税种属性，进一步理顺和地方收入划分。

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到现在，已经有二十多年时间，这期间，与地方在财权、事权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很多方面已经不太协调。特别是地方事权偏多、财权偏少的问题，已经对地方经济发展目标制定和社会事业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，并给了地方通过负债建设、负债经营、负债发展的借口，较终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。

广受诟病的“土地财政”，很大程度上，也与与地方收入分配不合理、地方财政困难有关。这样的不合理，也给了地方过度利用、依赖“土地财政”的借口，较终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过于沉重，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留下了隐患。因此，改革现行财政体制，把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关系理顺，规范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，已成为财税改革能否向纵深推进、能否解决好地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核心。

以专项资金为例，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以后，随着财政的实力不断增强，在财政能够支配和安排的财力越来越丰富的情况下，财力的“合力”就越来越小，被分化的格局则越来越明显，专项资金的名目则越来越多、金额越来越大。也就是说，原本应当由财政统一分配的财力，全部被转移到了各个部门，使各部门手中都掌握了大量的专项资金，拥有了很大的资金分配和调拨权。不仅如此，还有大量通过收费等形成的资金。如此一来，一个个的部门也都成了小财政。这样的结果，较终导致权力部门化、部门利益化的格局，不仅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大大降低，各种腐败问题也日益增多。透过每年国家审计署的报告可以看出，各部门在资金分配和使用方面问题是非常严重的，漏洞也是相当多的。

再以年底突击花钱为例，每到年底前，都会出现一两个月花数万亿资金的现象。表面看，是资金拨付计划的问题，是项目进度问题，实质上，是预算安排不科学、项目安排不合理、资金调度没计划的结果。想一想，资金拨付再不及时，也不能出现一两个月花数万亿资金的现象。果真如此，就不能不对预算产生质疑了。事实是，这些项目很多都是帽子大、身子小，根本不需要那么多资金。部门所以迟迟不把资金拨付到位，就是想用时间换空间，将资金成为本部门利益，用于权力性分配甚至寻租。

相反，在地方，却因为财政困难，教育、医疗、科技、社会保障等领域，始终难以得到有效支持，导致各类问题频发。如果在部门账户上滞留的资金，能够安排到各地用于领域的发展，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么多资金“沉睡”的现象。更重要的是，增强地方财政的实力，也可以有效堵塞地方过度依赖“土地财政”的漏洞。

可以肯定，只要与地方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关系能够理顺，双方承担的事权也能合理界定，那么，很多困扰地方的矛盾和问题，就能得到解决，地方也没有借口再大搞“土地财政”。即便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消除地方对“土地财政”的依赖，至少，借口没有那么有说服力了。而且，还可以更好地约束地方加重企业负担的内在冲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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